¶前言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其特征是焦虑问题、缺乏活力、无价值感、自卑(Zieliński et al., 2018)。根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健康估计报告，全球患有抑郁症的总人数为3.22亿(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抑郁症是一个有反反复复出现且可能终生伴随的慢性疾病，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上升至全球所有疾病的首位原因(Segal et al., 2002)。
根据抑郁症治疗的临床指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已知有效方法, 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知最有效的是认知行为疗法，根据临床试验得知其效应大小为 0.55 - 0.98(属于中度到大效应)，已被证明至少与抗抑郁药一样有效(DGPPN, 2015)。所以经典传统的抑郁症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森田疗法等)或是结合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虽然抑郁症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仍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超过75%的患者得不到治疗(Woody et al., 2017)。
尤其是在心理治疗方面，心理治疗资源缺乏，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缺乏对精神卫生保健的投资；缺乏训练有素的心理保健相关从业者；以及社会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缺乏常识，不将抑郁症或焦虑症当成疾病看待；或者将抑郁症看成一种污名化的现象，有怯于或耻与积极寻求专业帮助的心态。
来看看数据，在英国，只有 10% 的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接受过心理治疗，接受2次或更多次心理治疗的患者只有接受心理治疗患者总数的一半(McManus et al., 2017)，德国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约 52.2% 积极寻求专业帮助(Jacobi et al., 2004)。可以看出经典的心理治疗方法的普遍性并不高，很多科学家正在寻求一些与传统抑郁症治疗一样有效，同时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更容易获得，更低成本，更具有吸引力，更少污名化的新的抑郁症治疗方法。业界新起了多种不同的补充和替代疗法/干预措施如很多文献指出冥想的治疗方式、绘画治疗、针灸、芳香疗法等(Unutzer et al., 2000)。
近年来，体育活动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Cooney et al., 2013)，根据报道，从事体育活动的治疗效果的效应值(Cohen’s d)，可以达到 0.62-0.82(中-强的效应量)，运动疗法的治疗效果显着，得到大多数学者和医学界的认可(DiLorenzo et al., 1999)，有很多研究发现，攀登运动可以积极影响抑郁和焦虑水平的降低以及保持情绪稳定，练习攀岩(抱石，无绳索攀登)时可以控制恐惧和焦虑的感觉，有助于抑郁症的治疗或预防抑郁(Zieliński et al., 2018)。结合攀登类体育运动与心理治疗的概念，诞生一个新名词：治疗性攀登。
什么是治疗性攀登呢？先来了解下什么是攀登运动，运动攀登主要是用手或脚通过立足点，接入特定的设备保护进行攀登，运动攀登的范围，可以区分不同的类型，例如：速度攀登(其主要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达攀登路线的顶部)、引导攀登(其主要目标是到达难度最高的路线顶部(有绳索保护)和抱石(攀岩者在没有绳索保护的情况下攀登巨石)，贴岩壁的绳索攀登，绳索攀树等，可以是室内进行也可以在室外进行，攀树运动一般是室外。治疗性攀登是指通过主体为攀登运动的活动，再结合心理学的治疗理论，抑郁症患者或焦虑症患者过参与活动过后，症状得到减轻或者治愈。
¶文献综述
通过治疗性攀登、运动疗法、运动干预、攀岩、抱石、攀树关键字在Google Scholar、ResearchGate、知网、Psychoinfo、sci-hub等数据库中检索进行治疗性攀登相关领域的文章的组合搜索，找到不少近几年关于攀登疗愈的文献，综合相关文献表明，攀登运动如抱石心理治疗方式对治疗抑郁症状有显著的疗效。Kleinstäuber 等科学家在2017年进行了一项对照实验研究试点，“心理住院治疗背景下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攀岩和急性情绪调节”,收集40名成年抑郁症患者，分组对照实验，实验组20人进行攀爬训练，对照组20人进行放松训练，根据积极和消极影响量表(PANAS)测量得出攀登有利于情绪的调节过程的结论(Kleinstäuber et al., 2017)。随着攀岩运动兴起，Luttenberger等科学家，在2015年进行了室内攀岩(抱石)作为抑郁症的新疗法的随机对照的探索实验，共47名被试，实验组进行8周抱石训练，对照组没有训练抱石，通过贝克抑郁量表2、SCL-90 问卷、FERUS 和 d2-R 测试，得出攀登是治愈抑郁症有效方法的结论(Luttenberger et al., 2015)。Ewert 等科学家在2016年，用19个被试，分组进行了研究8周运动攀岩训练对焦虑的影响，通过竞技运动焦虑量表2(CSAI-2)、波兰改编的大五人格量表(NEO-FFI)测量得出，经常练习攀岩的人具有情绪高度稳定的特点(Ewert et al., 2016)。
在2019年探索攀登治疗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因为同年德国有一批心理学家即Dorscht等人，在综合前人现有的关于攀岩与抱石对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基础上，如攀岩/抱石对焦虑(Engbert et al., 2011)，对自尊、自信、自我效能(Mazzoni et al., 2019)和社交能力(Wallner et al., 2010)的增强等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总结与反思，进行实验设计并发布了关于德国区域的抑郁症门诊患者的抱石疗法与认知行为疗法的对照实验的一篇实证研究的文章，在实验中，实验者选取了德国三个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抑郁症门诊患者，被试分别取自、首都柏林、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筛选后分成3组：第一组为抱石心理治疗组(Bouldering psychotherapy简称BPT)，也是实验组，该组的被试进行的是通过设计的抱石治疗过程，第二组为团体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简称CBT )，该组被试进行的活动时经典的团体认知行为疗法，第三组的被试进行家庭锻炼计划(home-based exercise program 简称EP)，即自己在家进行锻炼身体，第二组与第三组均为对照组，实验进行10周的疗愈，实验结果通过以下量表进行测量： MADRS量表(评估抑郁症核心症状最常用的评定量表之一)与PHQ-9量表(通常在初级保健机构中用于筛查抑郁症 )，次要量表EQ-5D量表(评估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 与VAS量表( 评价他们目前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的好坏) 、 GAD-7量表(用于评估广泛性焦虑症)、GSE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测量)、FKB-20量表(评估身体意象障碍和身体体验的主观方面)、R-SES量表 (过测量对自我的积极和消极感受来评估整体自我价值)、SCL-90(检查过去 7 天内经历的心理症状和痛苦的全球强度)。信息收集的时间为，干预前后三个月，干预后6个月，干预后12个月，通过电话进行收集数据。结果显示BPT组的比EP组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显著更好，BPT组与CBT组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为非劣等性，即一样有效果(Dorscht et al., 2019)。
令人敬佩的是Dorscht等人的研究数据是公开发布的，其他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验，实际上有很多心理学家在Dorscht等人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例如，Kratzer 等人根据德国Dorscht等人公开的数据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分析验证BPT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以 BPT 形式进行的治疗性攀登可以显着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并且这种效果优于单独进行体力活动EP 的，可与 CBT 相媲美(Kratzer et al., 2021)。
又如Schwarzkopf等学者，基于Dorscht等人的实验数据，从经济性和有效性方面探讨了BPT疗法对比团队认行为知疗法两种方法治疗抑郁症治疗，并且得出结论：BPT 作为抑郁症治疗的替代策略显然具有很高的潜力，它至少与经典疗法：基于团体的认知疗法一样有效(Schwarzkopf et al., 2021)。随后Schwarz 等科学家，又在2019年基于Dorscht等人的实验数据上进行BPT维持时间的分析，得出结论，BPT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的积极影响可以维持12个月(Schwarz et al., 2019)。
Karg等科学家将BPT治疗与单纯的体育运动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单纯体育锻炼可以减轻一定程度的抑郁，但BPT疗法跟家有效的减轻抑郁症状，超越单纯体育锻炼带来的好处(Karg et al., 2020)。
Wheatley 探索攀岩运动与普通运动与正念的关系，并进行了对照实验，实验表明参与抱石攀登比控制组显着提高正念测量分数(Wheatley, 2023)。
综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攀登疗愈是一种有效且有发展意义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通过治疗性攀登，抑郁症患者能大幅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效能感。中国地质大学的刘胜等人在2023年综合了近几年治疗性攀登运动对抱石等攀登与疗愈的关系进行了一篇综述，综述从生理基础与心理治疗的2个维度上总结了抱石攀登疗愈对抑郁症有治疗效果原因。从生理机制看，参与抱石攀登治疗，增加肌肉力量和耐力，增加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增强人的整体身体素质，患者得到了锻炼，改善了体质，患者的身体更健康(Michailov, 2014)。
刘胜等人将抱石攀登能够治愈患者的心理机制分成了三个假说，第一是社会支持假说，因为在攀登活动中，攀登者常常要跟保护者互换角色，共同解决问题，相互独立和支持，被试可以感受、感知到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培养了友情和鼓励精神。第二是分心假说，跟冥想的心流的原理相似，当一个人的意识集中在某项活动中时，他们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意识就会相应降低。分心假说理论认为攀登运动可以分散个体对不利刺激的注意力，从而忽略负面刺激并专注于积极刺激，从而实现情绪改善。用认知资源理论来解答就是，个体注意力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当它被完全占用时，就不会处理新的刺激。当个体将其分配给重要的活动时，例如当一个人沉迷于运动时，负面情绪就会被排除在外，个体只能从运动中体验到积极的感受。患者在攀爬时，必须全身心的专注在攀爬运动来平衡身体和调整呼吸，使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个人能量体验上，从而抑郁情绪会得到缓解，认知缺陷和偏见也会消失，从而得到治愈(Kleinstauber et al., 2017)。第三个是自我效能假说，自我笑效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的信心，成功经验、代替经验、口头说服与情绪唤醒是自我效能感增加或减弱的四个因素(Bandura, 1997)。在攀登活动中，其活动的难度和复杂性可以设计从单一到复杂多个层级，普通人需要通过训练才可以达到一个较好的攀爬水平，参与活动时被试需要专注，并能体验到恐惧、紧张等情绪，但克服困难完成了抱石线路后，能够获得自我效能感，被试必须调动全身精力，当患者从易到难每一次克服挑战时可以获得成功的喜悦，强烈的积极情绪被激活， 获得自我效能感，也增强了他们在生活中面对疾病的信心(Liu et al., 2022)。
基于上述研究，我想进一步研究运动抱石外是否有其他户外活动是否对降低抑郁水平有具有同等影响力，我找到了一个自己曾接触过并且认为符合刘胜教授等人提出治疗性攀登所具备的两个心理机制与3个假说的体育活动：绳索攀树活动。因为绳索攀树活动具备抱石攀岩有元素：攀登，团队合作，需要专注，身体的锻炼，完成登顶后有自我效能感。同时绳索攀树活动与树木结合在一块，有研究表明攀树有同样的疗愈作用(Gathright et al., 2008)，同时攀树活动不仅具备攀岩的活动因素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治愈因素，即攀树活动可以接触树木亲近自然，有研究表明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可以增强幸福感并促进健康(Gathright et al., 2008)。
假设：绳索攀树活动对于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有积极效果。
第一个是其易接近性，室内的抱石馆就能进行，安全、经济。第二个是其挑战性，抱石活动相对有难度，普通人需要通过训练才可以达到一个较好的攀爬水平，参与活动时被试需要专注，并能体验到恐惧、紧张等情绪，但克服困难完成了抱石线路后，能够获得自我效能感。第三个是合作性，但一个人攀爬时需要有人保护，增强了被试与他人的沟通。
¶研究方法
被试招募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中的抑郁症治疗中心与精神疾病治疗中心，发布抑郁症被试招募志愿者的信息，招募信息为志愿招募，对被试要求如下：
被试要求年龄大于等于18岁，即要求成年人
符合轻度与中度的抑郁症
无自杀倾向
过去1-2个月得时间没有用精神药物或心理治疗
体重指数BMI健康
没有急性的疾病隐患
招募的男性与女性的人数比例为一比一.
被试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每个城市里面选择选4个区域，如深圳就选择南山区、罗湖区、福田区、龙岗区，考虑到做实验的过程中被试可能会流失，我们在每个城市的每个区域中选择30个被试(男女1:1)，一共480名被试。
为了保证单盲实验，招募时不告诉这是一个抑郁症方法的对照实验，只是告知本实验是一项关于身体健康的分类运动实验，作为将被试作为志愿者招募。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
实验者招募
网上发布招募信息：招募一些有经验心理治疗师与有资质的攀树教练。
研究设计
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个城市的4个社区，原因是为了降低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实验数据差异，本次实验没有将跨文化差异性考虑在内，只考虑了中国样本，并且样本更多倾向于大城市的人口，不过这里会有样本选择偏差，大城市生存与工作的压力比小城市大，压力恰恰是触发抑郁症状发生的一种因素，在一线城市进行样本抽取不能很好的代表全体。这里也利用了便利性的原则选择了样本。因为四个城市的实验程序一样，这里就介绍一个城市(深圳)的实验程序，其余3个地区的在按照深圳的实验程序设计，同时组织实验人员进行对照实验。
样本
深圳这个城市选择样本数共120人，按照男女随机分成10组，每组共十二人(男六人，女六人)
变量
本研究设计是单因素5水平组间实验设计，控制变量为性别(男、女)
自变量：参加团体攀树运动-A活动、参加认知行为疗法-B活动、参加抱石治疗-C活动、参加团体-D活动、单人攀树-E活动
测量工具
MADRS量表
用于评估抑郁症核心症状最常用的评定量表之一，由医生根据量表临床医生评估访谈进行的，共10种状态：明显的悲伤、报告的悲伤、内心紧张、睡眠减少、食欲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疲倦、感觉无力、悲观想法和自杀念头。医生询问患者上周的经历，每个状态都采用从 0 到 6 的七分制评分，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PHQ-9量表
PHQ-9量表是一种简短的自我评估工具，用于筛查抑郁症，包括了九个 DSM-IV 标准，用来询问患者在过去 2 周内的经历，分数代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
0至4分:轻度抑郁，5至9分:轻度抑郁，10至14分：中度抑郁，15至19分：中度抑郁，20至27分：重度抑郁
EQ-5D量表
EQ-5D量表用来评估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有5个维度。
VAS量表
用来评价他们目前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的好坏，量表从0到 100进行编号，得分越高越好。
GAD-7量表
GAD-7量表是一份简短的自我报告问卷，用于评估广泛性焦虑症。分数范围从 0-21，分数≥5、≥10 和≥15 分别表示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症状
GSE量表
用于一般自我效能测量，衡量应对生活中各种困难需求的乐观自信，总分介于 10 到 40 之间，分数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
R-SES量表
R-SES量表是一种自我报告工具，通过测量对自我的积极和消极感受来评估整体自我价值。它的 10 个项目可以在从零(“非常不同意”)到三(“非常同意”)的四分制范围内回答，数值越高表明自尊越强。
¶研究程序
为了实现单盲实验，在实验前跟被试(志愿者)声明，本次实验仅为简单体能测试，并且告知完成参与的参与者能拿到一个关于本实验的纪念礼物。很难保证参与者互不认识，步所以采用抽签方式来参与活动，共5类活动。将10组人员随机分在5类活动中，每类活动2组人，给5类活动编号，分别为A类活动、B类活动、C类活动、D类活动、E类活动
实验共分为5组，A活动为本次要观察的实验组，B、C、D、E 为本次的对照组。
A类活动：
活动的治疗周期是10个周，在每个星期的周六举行，一次时长为2个小时，攀登的树为是在附近的公园或者郊外中选择一颗成长粗壮的大树，10周的时间共分为10次课程，一次为先进行介绍绳索攀树活动、然后进行团队合作的攀爬，每小组共十二人，有一名心理医生与专业的攀树员全过程引导参与活动。并且在攀树活动结束之后，心理医生与攀树老师组织参与者对本次活动内心状态的分享，将这些步骤形成标准化的程序，在其它3个城市也这么进行。本实验程序的攀树疗愈方式参考德国的心理学家Dorscht等人的抱石疗愈实验设计程序(Dorscht et al., 2019)。
B类活动：参考Schwarzkopf文献中提到的经典的团体认知行为疗法，每组小组为十二个人，有个心理治疗是跟助手团体认知行为疗法CBT ，这是已知的有效治手段质疑(Schwarzkopf et al., 2021)。也是10周的疗程，每星期六一次，一次2h。
C类活动：参与抱石治疗，实验程序参照Schwarzkopf等科学在2021年文献中提到的实验程序进行实验。每组有1名心理学专家与攀岩教练引导被试团队活动。一共10周，每周六2个小时。
D类活动：每组被试在1名团体跑步的教练带领下参与团队跑，共2组，一共10周，每周六2个小时。
E类活动：共2组，每组进行个人绳索攀树活动，也是10周，每周六一次，每次2个小时。
参与5类活动的被试，在活动开始前都需要进行前测。后面的测量分别是干预后三个月、干预后六个月、十二个月。
¶讨论与反思
根据以上的文献阅读与攀登实验步骤的设计，有所反思，得出了针对这类治疗性攀登的实验设计程序中的一些思考。
(1) 实验无法做到双盲实验，没办法消除主试的主观上的偏差与个人的偏好，也无法消除被试的霍桑效应，天然存在一些偏差效应，主要要在统计数据的时候进行处理
(2) 成本问题，样本的选择上很难无法覆盖到所有城市
(3) 控制变量不够明确，比如年龄与性别等变量，没有考虑一些中介变量，如气温、爬树的种类等因素
(4) 另外关于治疗师招募难问题，治疗师不仅需要具备职业心理知识，同是也要有攀岩知识。
(5) 在有就是实验程序中的运动周期，较难掌控，业界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周期参考
(6) 不是都愿采用攀登疗愈这种体能的方式去减轻或治愈自己抑郁症状，可能更适合那些那些有愿意、而且有动力的轻度和中度抑郁症患者。
所以在未来要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验，并且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考虑进去。
¶参考文献
Schwarz, L. M., Dorscht, L., Book, S., Stelzer, E., Kornhuber, J., & Luttenberger, K. (2019). Long-term effects of bouldering psychotherapy on depression: benefits can be maintained across a 12-month follow-up. Heliyon, 5(12), e02929.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19.e02929
Berman, M. G., Kross, E., Krpan, K. M., Askren, M. K., Burson, A., Deldin, P. J., Kaplan, S., Sherdell, L., Gotlib, I. H., & Jonides, J. (2012). Interacting with nature improves cognition and affect for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40(3), 300–305.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2.03.012
Zieliński, G., Byś, A., Baszczowski, M., Ginszt, M., Suwała, M., & Majcher, P. (2018). The influence of sport climbing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s—Literature review.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318229
Boudreau, P., Mackenzie, S. H., & Hodge, K. (2020). Flow states in adventure recre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ematic synthesis.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46, 101611. https://doi.org/10.1016/j.psychsport.2019.101611
Buckley, R. C., Brough, P., & Westaway, D. (2018). Bringing Outdoor Therapies Into Mainstream Mental Health.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6, 119.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8.00119
Kondo, M. C., Jacoby, S. F., & South, E. C. (2018). Does spending time outdoors reduce stress? A review of real-time stress response to outdoor environments. Health & Place, 51, 136–150.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8.03.001
Liu, S., Gong, X., Li, H., & Li, Y. (2022). The Origin, Applic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rapeutic Climbing: A Narrativ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5), 9696.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59696
Santini, Z. I., Koushede, V., Hinrichsen, C., Nelausen, M. K., Madsen, K. R., Meilstrup, C., Koyanagi, A., & Nielsen, L. (2022). Challenging leisure activities and mental health: Are they more beneficial for some people than for other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 26(1), 34–46.
Josefsson, T., Lindwall, M., & Archer, T. (2014). Physical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4(2), 259–272. https://doi.org/10.1111/sms.1205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4610/WHO-MSD-MER-2017.2-eng.pdf?s
Segal ZV, Williams M, Teasdale JD.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Unutzer J, Klap R, Sturm R, Young AS, Marmon T, Shatkin J, Wells KB.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Am J Psychiatry 2000: 157: 1851– 1857.
DiLorenzo, T. M., Bargman, E. P., Stucky-Ropp, R., Brassington, G. S., Frensch, P. A., & LaFontaine, T. (1999). Long-Term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on Psychological Outcomes. Preventive Medicine, 28(1), 75–85. https://doi.org/10.1006/pmed.1998.0385
Dorscht, L., Karg, N., Book, S., Graessel, E., Kornhuber, J., & Luttenberger, K. (2019). A German climbing study on depression: A bouldering psychotherapeutic group intervention in outpatients compared with state-of-the-art cognitive behavioural group therapy and physical activation - study protocol for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C Psychiatry, 19(1), 154.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19-2140-5
Gathright, J., Yamada, Y., & Morita, M. (2008). Tree-Assisted Therapy: Therapeutic and Societal Benefits from Purpose-Specific Technical Recreational Tree-Climbing Programs. Arboriculture & Urban Forestry, 34(4), 222–229. https://doi.org/10.48044/jauf.2008.03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抑郁障碍(抑郁症). www.who.int.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pression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iatrie Psychotherapie und Neurologie (DGPPN). Unipolare Depression. Langfassung. In: S3-Leitlinie/Nationale VersorgungsLeitlinie. 2nd ed; 2015.
Woody CA, Ferrari AJ, Siskind DJ, Whiteford HA, Harris M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of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perinatal depression. J Affect Disord. 2017;219:86–92.
McManus S, Meltzer H, Brugha T, Bebbington P, Jenkins R. Adult psychiatric morbidity in England, 2007: Results of a household survey. Leeds: The NHS Information Centr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2009.
Jacobi F, Wittchen H-U, Holting C, Hofler M, Pfister H, Muller N, Lieb R. Prevalence, co-morbidity and correlat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sults from the German health interview and examination survey (GHS). Psychol Med. 2004;34(4):597–611.
Cooney GM, Dwan K, Greig CA, Lawlor DA, Rimer J, Waugh FR, McMurdo M, Mead GE. Exercise for depres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3;(9): CD004366. doi: https://doi.org/10.1002/14651858.CD004366.pub6. 13. Kvam S, Kleppe CL, Nordhus IH, Hovland A. Exercise as a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J Affect Disord. 2016;202:67–86. 14. Josefsson T, Lindwall M, Archer T. Physical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Scand J Med Sci Sports. 2014;24(2):259–72. 15. Mead GE, Morley W, Campbell P, Greig CA, McMurdo M, Lawlor DA. Exercise for depres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8;(4):CD004366. doi: https:// doi.org/10.1002/14651858.CD004366.pub3.
Engbert K, Weber M. The effects of therapeutic climb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ow back pa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Spine J. 2011;36(11):842–9.
Mazzoni ER, Purves PL, Southward J, Rhodes RE, Temple VA. Effect of indoor wall climbing on self-efficacy and self-perception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dapt Phys Act Q. 2009;26(3):259–73.
Wallner S. Psychologisches Klettern: Klettern als Mittel klinisch- und gesundheitspsychologischen Handelns. Psychol Österreich. 2010;30(5): 396–403.
Kleinstäuber M, Reuter M, Doll N, Fallgatter AJ. Rock climbing and acute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context of a psychological inpatient treatment: a controlled pilot trial. Psychol Res Behav Manag. 2017;10:277–81.
Luttenberger K, Stelzer E-M, Först S, Schopper M, Kornhuber J, Book S. Indoor rock climbing (bouldering) as a new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study design of a waitlist-controlled randomized group pilot study and the first results. BMC Psychiatry. 2015;15:201.
Ewert A, Aras D. The effects of eight week sports rock climbing training on anxiety. Acta Medica Mediterr. 2016;(32):233–230.
Michailov, M.L. Workload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limiting factors and methods fo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training in rock climbing. Med. Sport. 2014, 18, 97–106.
Kleinstauber, M.; Reuter, M.; Doll, N.; Fallgatter, A.J. Rock climbing and acute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context of a psychological inpatient treatment: A controlled pilot trial. Psychol. Res. Behav. Manag. 2017, 10, 277–281.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 Rev. 1977, 1, 139–161.
Gathright, J., Yamada, Y., & Morita, M. (2006). Comparison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tree and tower climbing.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5(3), 141–149. https://doi.org/10.1016/j.ufug.2005.12.003